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小口尖底陶瓶。赵晓霞摄

图为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赵晓霞摄

　　仰韶村遗址从首次发掘至今，考古学者对其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2020年8月至今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实现了多学科的结合，深化了对仰韶文化的认知。

　　图为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叶片纹彩陶盆。赵晓霞摄

　　图为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四瓣式花瓣纹彩陶罐。赵晓霞摄

　　图为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旋纹彩陶盆。赵晓霞摄

　　在河南三门峡市仰韶文化博物馆旁的“考古百年”大型浮雕墙前，沿着标注的时间轴前行，从1921年“起步”，走过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搜寻贾兰坡、袁复礼、郭宝钧、梁思永、李济、夏鼐等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熠熠生辉的前辈学者，历史的脚步在此回响。

　　正如浮雕墙上的前言所述：“以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为开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几代考古学者在中华大地上孜孜以求、薪火相传，建立起中国考古学体系。”

　　始于仰韶

　　1921年之前，仰韶只是河南渑池韶山之阳一个不知名的村落，远在热切期待用现代考古学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之外。1921年是关键的转折点。

　　1921年4月，颇具传奇色彩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仰韶村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在《黄土的儿女》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经过，写道“夜里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于是下决心要在这处遗址进行一次科学发掘。

　　同年10月，经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批准，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安特生和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一起来到仰韶村开展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将之命名为“仰韶文化”。其中，袁复礼测量绘制的“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科学的发掘方法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出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发掘现场负责人正在向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与会代表幽默地描述仰韶村先民的生活图景：“身披丝绸、脚踩‘混凝土’地坪……”

　　从1921年首次发掘至今，考古学者对仰韶村遗址共进行4次考古发掘。2020年8月至今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通过全面科学勘探和精细考古发掘，让世人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化。

　　回望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陈星灿认为“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百年历程”。

　　百年征程

　　中国考古人从仰韶出发，百年来栉风沐雨、筚路蓝缕。

　　今年正值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百年考古划分为起步期、初步发展期、停滞期和恢复期、快速发展期、蓬勃发展期、黄金发展期6个阶段。他认为，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探讨了“我从哪里来”；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从史前时期文化面貌的揭示到其文化来源的追溯，证明了中华史前文化系本土起源。

　　“安特生向西追溯彩陶文化的来源，提出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发掘西阴村、城子崖、殷墟等遗址，认识到存在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灰陶文化等3种文化遗存。考古学家梁思永通过后岗三叠层的发现，解决了这3种文化的相对年代。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距今9000到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王巍说。

　　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拉开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序幕。王巍认为，历史时期的考古关注两大学术研究课题——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冈遗址)、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湖北随州曾侯墓群、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甘肃敦煌莫高窟、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广东“南海I号”沉船、北京明定陵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从考古学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角度梳理了百年考古，这些项目反映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

　　走过百年，中国考古学以坚实的考古实物资料揭示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延续传承的文化谱系，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是发掘面积有多么宏大、发掘的场面如何壮观，也不是出土的文物如何丰富美轮美奂，而是要通过考古的方法、缜密的理论，全面系统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和历史演进规律，并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中国案例和中国智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科技助力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使用的工具手铲、毛刷、铁镐、铁钩、皮尺、卷尺等，是由中美中亚考察团从美国带来的……这套发掘工具在当时来说，乃是考古发掘中最先进的工具。”考古学家巩启明在《仰韶文化》一书中记录了1921年安特生主持发掘仰韶村遗址所用的工具。

　　100年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技术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考古发掘综合运用考古地层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冶金考古等，让考古发现呈现了更多的科学性。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运用到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成为关注热点；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工作采用了地层沉积物代用指标和石笋古环境代用指标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为国内首次……

　　值得一提的是，从古DNA角度开展的人类学研究，是新兴的国际前沿和交叉学科。今年10月18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出现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她以《古基因组绘制中国人群遗传演化图谱》为题作主题报告。在她看来，直接研究过去的人群，为人类学相关问题的破解带来更多可能。同一天下午，在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中，在古DNA研究这个专题下，包括付巧妹在内的3位学者进行了相关分享。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传超教授在线上分享了古基因组学视角下的人群迁徙和语言传播，认为古DNA研究为人类的起源、演化和迁徙历史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也为农业起源和传播、语言扩散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余西云教授表示，技术大规模进入考古学研究是最近20年的突出特征。“X荧光技术、同位素技术、DNA研究等，让考古学走向微观研究，测绘技术、大数据等，让考古学走向宏观研究。其中DNA研究尤其值得期待，但通过DNA揭示人类生物谱系的研究并不会完全替代通过遗存揭示文化谱系的研究，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共同深化完善对人类历史的理解。”

　　薪火相传

　　从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一代代中国考古人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让无数遗址重见天日，让历史迷雾得以拨开。

　　2021年引发全民广泛关注的三星堆遗址，背后是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吸引世界关注，“一醒惊天下”，但当时的发掘条件非常简陋，“为了尽量减少风吹日晒对文物的影响，考古队员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作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60余年来，凝聚的是几代考古人的汗水……

　　“来时，无惧路上风雨，年少梦痴狂。归时，几度秋凉，鬓角如霜。生生不息，华夏之光。你用烛火，照亮四方……”一支致敬中国考古人的MV，正是一代代考古人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写照，拨动了多少考古人的心弦。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考古队伍中。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考古工作人员在探方里清理地层；参与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超过1/2是“90后”……

　　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热爱这门专业即将踏进考古之门。北京林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大四学生王娜，正在为转考文博专业的研究生而努力。“每次在博物馆或者在遗址公园参观时，我都很想弄清楚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古迹的来龙去脉，觉得虽然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是通过研究这些实物，还可以和千百万年前的人对话，靠近他们的时代脉搏，探寻那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然后一步步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个过程非常有吸引力。”王娜说，希望把考古作为一件有使命感的事，参与传承保护好人类的文明成果。

　　正如王巍在“考古百年”大型浮雕墙上的后记中所写：“我们要坚持老一辈考古学家所开创的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不辞辛苦、甘于奉献的情怀；百折不挠、迎难而上的意志；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不断进取，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中国考古学的独特贡献。”（赵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