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红山文化和玉文化研究专家刘国祥研究员。　孙自法　摄

　　中新网北京2月1日电 (记者孙自法)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传承中最富特色的玉文化，在史前重要文化遗址不同时期的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有何关联备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国祥最新研究提出，二里头文化玉器有浓郁的时代特征，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发展高峰期后，中原地区终于迎来的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鼎盛时代。

　　这位红山文化和玉文化研究专家2月1日接受记者采访分析说，二里头文化玉器在玉器造型、玉雕工艺技术、玉器使用功能等方面均树立了新的标杆，其中，就包括开创出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雕琢和使用大型玉器的新时代。

　　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玉器开创中原地区玉文化鼎盛时代和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新时代，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与辽西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拥有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玉文化体系相比，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体系并没有建立，在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仅见少量玉质工具；在陶寺文化中，玉文化有一定发展，但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出现，结束了中原地区长达4000余年玉文化发展的缓慢或停滞不前的状态，使中原地区一跃成为引领中国玉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地区，也由此奠定了中原地区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长盛不衰的领航地位。直至今天，南阳玉与岫岩玉、和田玉、蓝田玉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玉，南阳地区也成为当代中国玉雕业发展重镇。

　　二是二里头文化玉器造型突破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传统，在使用功能方面，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以祭祀天地、神灵和祖灵的媒介为主线，墓主人生前为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高等级贵族或拥有王者的身份，死后用玉器随葬，成为标志墓主人生前拥有较高或至尊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象征。二里头文化玉器中的牙璋、钺、戚、圭、戈、多孔刀等器类主要作为现实社会中的礼仪用器，起到彰显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

　　刘国祥指出，二里头文化玉器的造型主要吸纳了黄河下游和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因素，并没有明显承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文化传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以殷墟妇好墓出土755件玉器为代表，大量吸收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因素，甚至出土有红山文化典型器类，二里头文化玉器中未见此类现象，“这一点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来源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三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均缺乏雕琢和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二里头文化在石峁文化的基础之上，开创出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雕琢和使用大型玉器的新时代，以大型牙璋为代表，传播并影响到西南地区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玉器。从玉器原料看，二里头文化大型玉器所用玉料并非透闪石玉，以玉戚为例，可能开发和使用了南阳玉。而柄形器和绿松石龙的面部器官所用玉料均采用玉质较好的透闪石玉雕琢而成，格外醒目，但二里头文化所用透闪石玉料来自何地仍需进一步探讨，结合近年甘肃马鬃山和旱峡玉矿的发现，二里头文化所用透闪石玉料很可能来自西北地区。

　　刘国祥表示，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镶嵌技术达到顶峰，绿松石龙和绿松石铜牌饰表达的是同样的主题，但艺术表达方式明显不同。红山文化蜷体玉龙被良渚文化直接传承，在商代晚期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延至西周时期，成为中华龙的主脉。“不过，二里头文化玉器至今未见蜷体玉龙，值得深思”。(完)